有关责任的调查问卷

作为一项社会学学科史中的一个专门领域的研究,作者的视角并没有局限在这个领域之中,而是把这个领域与现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与政治革命的双重叙事结合起来,其意义自然超出了学科史的研究。

西方的情感自由主义,在帝国主义时代,尤其是在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话语影响下,逐渐蜕变成了情感帝国主义(sentimental imperialism)。从实践中,经常表现为殖民者对中国或其它东方专制政府的刑罚或压迫行为表示反感和谴责,从而获得了代表现代文明和人性的道德制高点,并据此声称有权利和道义责任对对方推行文明使命(civilizing mission),然后利用自己的文化、宗教、科学技术和军事力量来完成这一使命。中国的刑罚不见得真比西方的刑罚本质上更残酷。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的开场白中描绘的十八世纪中期法国对弑君者处以四马分尸,在那之前还加上令人发指的酷刑及分尸后的挫骨扬灰,不比清代的凌迟处死显得更人道或文明。

对未来:长期规划,或者顺其自然

与此同时,印度政府也认识到企业创新的重要性,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支持药品企业自主创新研发的政策和规定,对雷迪博士的转型升级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一是出台税收抵免政策;二是印度科技部生物技术局直接给予资金支持,为国际合作研发企业提供25%的项目研发费用;三是以公共私营合作方式为主导的企业,政府为之创立了“医药创新基金”,基金中的30%资助来自于中央政府,70% 来自于国外投资者和第三方医药机构。

在保持战略定力的同时,还需要不断增强应变能力。在肯定宏观经济积极向好趋势的同时,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也要在立足区间调控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定向调控、相机调控,抓住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结构性问题,定向施策、精准发力,实现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前瞻性、灵活性和协同性,促进多重目标、多种政策、多项改革平衡协调联动,推动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特别要防止政策协调失当,避免在处置风险的同时又造成新的风险。这是一篇必须做好的大文章。

2017年8月,西门子发布新一代HL级燃气轮机,发电净效率可突破63%,中期目标是净发电效率达到65%。

由元入明的画家谢缙传世作品很少,《云阳早行图》轴是不多遗迹中的一幅。该作是上海博物馆历代书画馆常设展2018年第一期的展出作品,较多地映现出他追溯董巨的笔墨特点。反映出他善于融会宋元技法探求自己风貌的努力。

我书中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分析帝国意识形态以及东方主义话语内部的矛盾和缝隙。西方关于文明和种族,人文主义,自由主义,现代性,国际法和平等主权等等话语体系,如果从它们的内部仔细剖析,我们都会发现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这些矛盾过去经常被忽略了。在我看来,这些矛盾反映了帝国和东方主义内部的一些根本性矛盾,揭示并批判这些矛盾,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近现代帝国的性质、运作及合法性来源。比如,近代西方强权在全球提倡所谓的普世自由、平等、正义、人权和法治的时期,也是它们积极对外侵略和殖民扩张的时期,所以它们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从根本上说就不可能自圆其说。书里从不同角度来思考这些问题,希望通过批判分析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话语内部的矛盾和张力,在全球史视野中来重新理解近现代中外关系演变的政治文化逻辑,重新理解中西文明冲突这种说法是如何形成的。

此外,问询函中还要求万达电影说明并披露交易对方之一的林宁作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健林的配偶,是否构成一致行动人。

继而可以进一步思考:乾隆帝为什么如此得不偿失、一定要平定大小金川?我们该怎样理解清朝的国家特性?美国学者欧立德(Mark C. Elliott)认为,清之前的中华王朝,未必都能用“帝国”(Empire)这一词汇来表达。在他看来,只有清朝能够称得上是“帝国”。“帝国”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殖民”(Colonization)。清朝之所以要费尽周折解决准噶尔问题,醉翁之意不在准噶尔,而在乎西藏。清朝欲解决西藏问题,必须解决准噶尔这个后顾之忧。西南土司问题在元明两代早已存在,但并没有达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清朝则力求完全解决,大规模推进改土归流。清朝对周边地区的“殖民”,即是要把周边地区完全纳入到自己的版图之中,达到均质化的程度。均质性是“帝国”的一种必然诉求,也是清朝区别于此前中华王朝的重要特征。清朝的这种情形在此前中华历史上并不多见,标志着中华“帝国”走向了新的阶段,也是我们理解清朝帝王心态必不可少的重要参考。李教授的评议犀利明快,切中肯絮,视野宏大,给在场师生以不少启发,成为本次论坛的一大看点。

为说明在中西文明下民族主义传播的不同结果,格林菲尔德教授梳理了民族主义通过西方坚船利炮外输到日本的过程及日本的反应。20世纪中期以前,“一神论”文明主要在西方传播,唯一的例外就是日本。日本的民族主义与法国等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不同,它不是自愿引入,而是“被输出”的结果。不同于西方民族国家,日本并没有产生对他族“羡恨交织”的情感。它虽然认为有必要向西方学习,但并不想成为西方。日本根本上是鄙视西方人的,认为西方人是野蛮人。1853年,美国黑船的入侵对日本民族意识的产生起了重要作用。正是与美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打破了日本闭关锁国的状态。从被侵略的教训中,日本明白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甚至接受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潮,使日本民族具有与西方民族国家一样的竞争力。在民族主义驱使下,日本很快崛起,在先后打败中国和俄罗斯后,虽最终与西方民族国家一样走向对外殖民扩张的道路,但与中国一样,日本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都坚持了“中体西用”原则。

田博士的高风亮节,赢得社会各方的称颂。1982年香港总督尤德爵士颁授英女皇荣誉奖章,1988年台湾最高当局颁赐「热心公益」金匾,1994年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将2886号小行星命名为「田家炳星」,1996年英国女皇亲授M.B.E.(Member of British Empire)大英帝国员佐勋章。2004年北京中华慈善总会举办首届全国慈善人物评选,他获选为中国最具影响的一百位慈善人物,2006年再获该会颁授「中华慈善事业突出贡献奖」。2010年获香港特区政府颁授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获选为亚州电视主办第一届「感动香港十大人物」。另荣获广东、青海、福建、云南、湖北、海南、黑龙江等多个省政府颁授荣誉奖章,全国八十余市县授予荣誉市民,数十所大学聘为荣誉教授,内地、香港、台湾十多所大学颁授荣誉博士与院士荣衔。

38. 进一步放宽或取消外商投资人才中介机构、认证机构的投资方条件限制。

正如另一个同窗好友,迪耶戈·穆诺兹在他的回忆录中追述这段时光时所说的:

“这些人是他圈钱发币卖币的核心力量,也有不少心知肚明故意跟着骗新韭菜,大家都指望着李笑来拉进新人可以接自己的盘。”陈伟星在微博中说道。

阿尔斯通说,“众多发达国家里,只有美国在实践中坚持:人权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不包括防止因饥饿而死亡,防止因无法获得可负担的医疗保健而死亡,或避免在完全匮乏的环境中成长的权利。”

相比之下,印度虽与我国同为发展中国家,医药产业也起步较晚,仍停留在“以仿制为主、鼓励自主创新”的阶段。然而印度仿制药产业的药品质量和国际化程度均明显优于我国。有鉴于此,本文将以印度第二大制药公司——雷迪博士实验室为研究对象,通过案例研究探析印度仿制型制药企业的转型升级路径,借以为我国仿制药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创新升级提供参考和借鉴。

68. 争取开展跨境电商“网购保税+线下自提”新模式试点;支持车辆展品留购并给予展示交易便利措施。

印度制药行业在过去十几年中不断拓展国际市场、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大型国际制药企业不断涌现,如今已经成为世界药品市场中的重要一员,更被称为“发展中国家的药房”。在规模方面,印度药品市场总额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状态,从1980 年代的3 亿美元发展到2001年的约50亿美元,再到如今高达200亿美元。目前,印度药品生产总量在全球占比8%,位居世界第三;销售额居全球第十四位。

作者在全书的最后一段话是,重返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的劳工问题研究,更重要的目的是反思当下狭隘的学术分工与知识生产格局,“从而重拾劳工问题的总体性意义,重振劳工研究的想象力”。说得很对。我想起前几年在台湾高雄市劳工博物馆参观的感受。博物馆设置在高雄市政府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大楼的三楼,一楼是各种办理劳动就业事务的服务柜台,而大厅中央电梯的两扇门整个就是一幅极为强烈、鲜明的博物馆宣传画,引领观众上去参观。这样的设置使历史展示与现实人生零距离,来这里投入职场拼搏的人可以时刻感受到今天的劳工权利与历史上的劳工运动有着紧密联系;而对政府的专职劳工机构来说,这似乎是把承认和宣传劳工抗争运动来作为自己的存在合法性的注解。假如从劳工社会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是否可以看作是“重拾劳工问题的总体性意义,重振劳工研究的想象力”的例证呢?

英国殖民者在统治印度后开始介入教育体制,打破了教育受宗教支配的传统,引进了现代教育理念。1834年麦考利赴印度,任英国东印度公司官员最高理事会高级官员。麦考利将世界分为文明国家和野蛮状态,英国代表文明的高峰。在印期间,他主持制定了法规,将英语作为印度教育的唯一官方语言,认为英语化是印度走向现代文明的第一步。由此开始,有上百种语言的南亚次大陆的各部落各民族才有了统一的语言。

这种区隔与依附关系的最大问题是,上下级政体之间没有一个得到共同承认的仲裁者。一旦起争执,双方都可以指责对方违宪。这样,这种状态自然而然地有了失衡的危险。马萨诸塞总督弗朗西斯·伯纳德(1760-1769年在位)在1765年写信给不列颠政府高官,就当时的英美分歧发言道:“谁来裁决这差异如此之广的分歧?是大不列颠议会吗?不。北美人说这使(不列颠议会)成了自己事务上的法官。那么是谁?国王吗?他被宪章所束缚……不能反对他自己授权产生的事物。所以,在当下,并没有一个高级法庭(superior tribunal)来决定美洲殖民地的权利和特权。”他的结论是:“依我之见,在美洲所发生的所有政治罪恶,都源于大不列颠与美洲殖民地之间关系未定这个事实。”这样,尽管北美殖民地与英国是同一个事实国家,但却并没有一部得到大家公认的宪法(即根本组织法),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未定,整个帝国运转起来便尴尬异常。

第五,要考虑国际经验。在全球低生育率时代,世界各国为了提升生育水平,基本都采取了各式各样的生育友好型福利政策,其中税收减免得到广泛使用。

七、建立督查考核制度

格林指出,从殖民地的角度来看,他们只是要求英国政府放弃追求“徒劳的无限主权幻象,这并不是人类的目标”,而应当满足于“一种节制的、实用的、可理解的权力”。换句话说,他们希望能够得到某种联邦安排。但是当时的英国议会,明显缺乏这种政治想象力,去理解边缘地区合理的政治担忧,去构想一个新的帝国秩序。英国是一个帝国,但帝国的主导者还是在用民族国家的眼光来衡量这个世界。于是,政治对抗乃至革命就必不可免了。

本次论坛分为2个分论坛、8场讨论,围绕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边疆的开发与治理两大主题展开,历史文化学院丁慧倩、曹流、廖靖靖、赵桅、蒋爱花、彭勇、崔岷、钟焓等教师担任评议人。

2018年的“世界不平等报告”显示,在1980-2016年间,印度顶端的1%占据了全民收入的28%,而底端的50%则只有11%(在中国,对应的数字分别是15%和13%)。贫富差距的扩大,反过来又固化了社会等级,加剧了各个层面的不平等。在印度,获取有质量的教育,日益成为一件“拼爹”的事,而非每个孩子的平等权利。

足以让他自豪的是,现在中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进入世界级“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项目的数量暂列世界第一位,且遥遥领先。